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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與台灣的角色
//tv.manbetmakati.info   2021-03-17 00:13:06


  中評社╱題:展望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與台灣的角色 作者:趙春山(台灣),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、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

  我們正目睹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,以及世界地緣政治板塊的移動。兩岸應有新的思維,來處理變動中的兩岸關係。我始終認為,衹要著眼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,兩岸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談的;以兩岸中國人的智慧,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解決的。

  美國總統拜登(Joe Biden)終於在中國農曆新年除夕當天,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。拜登入主白宮後,就陸續與盟國領袖通話,這符合他對外關係的“親疏有別”。拜登在習近平之前,先與俄羅斯總統普丁(Vladimir Putin)通話,除了表示他對歐洲安全的重視外,就如同白宮發言人莎琪(Jen Psaki)所說,因為“中國目前對我們的安全、繁榮和價值觀念構成了明顯挑戰”。所以拜登政府必須有“戰略耐心”,以新的做法來因應中共的“挑戰”。

  拜登與民主黨人原先視俄羅斯為“敵人”,中共衹是“對手”;但因特朗普(Donald Trump)在選戰中刻意炒作“中國問題”,美國國內己瀰漫一股“反中”氣氛,“遏制中國”成為跨黨派共識。一般認為,拜登雖勝選入主白宮,但仍處在一個“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”陰影之下。如果中美關係是特朗普留下的一個政治“遺產”,那拜登制定對中政策之前,必須要分辨其中哪些是“資產”?哪些是“負債”?這確實需要一段緩衝時期。

  一、“戰略定位”

  在美國新政府的對中政策出台以前,拜登本人與其重要智囊,已針對中美關係發表了許多看法,對中政策的輪廓呼之欲出。本文先談美國對中共的戰略定位,這可以反映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對中政策目標。

  在小布什(George W. Bush)總統執政初期,美國把中共視為“戰略競爭者”。隨後,因中共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,促使美國在2006年的《國家安全戰略》中,把中共定位為“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”。歐巴馬(Barack Obama)任內對中共的定位,從“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”到“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”,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關係。歐巴馬在2010年5月發表的首份《國家安全戰略》報告中,甚至表達歡迎中共擔任負責任的“領導角色”。

  特朗普則於2017年12月推出他任內首份《國家安全戰略》報告,將中共和俄羅斯定性為“修正主義國家”,是美國的“戰略競爭對手”。但特朗普隨後表現的“反中”立場,顯示在他的眼裡,中共已不衹是“對手”,而且更像是“敵人”。

  拜登於2月4日在美國國務院發表上任後首次外交演講,稱中共是美國“最嚴峻的競爭對手”;但同時也表示,“當符合美國利益時,我們準備好與北京合作。”拜登對中共的定位顯示,美國將恢復特朗普執政前與中共的競合關係。競爭領域包括科技、經濟、貿易等;合作則是疫情防控、氣候變化及共同維護國際組織。衹是用拜登的話說,美國會以“競爭定義合作,而非合作定義競爭”。

  二、“戰略互疑”

  除了戰略定位,影響美國對中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,就是彼此互不信任,亦即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(Kenneth Lieberthal)所說的“戰略互疑”(Strategic Distrust)。王李兩位學者把“戰略互疑”歸納為三組因素: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、價值體系和文化;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,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的關係,缺乏足夠的理解和認識;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。

  上述三組因素涉及中美結構性的矛盾和雙方的權力關係。美國強調西方的自由和人權觀是普世價值,認為議會民主制度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,所以在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期,美國都企圖運用它手中擁有的上述“軟實力”,促使中國大陸“和平演變”。所以中美結構性的矛盾是深層的、是難以調和的;當中美力量對比出現彼長我消或彼消我長時,結構性的矛盾立刻就會凸顯出來。

  “蘇東劇變”是內因造成,但外部因素也起了相當大的催化作用。衹是針對中國大陸,美國並未達成“和平演變”的戰略目標。習近平說過“鞋子合不合腳,自己穿了才知道”,中共決定走自己的路。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,中國大陸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中共從區域舞台,走向世界權力中心。

  儘管如此,特朗普政府並未放棄“改變中國”的意圖。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(Mike Pompeo)於2020年7月24日發表的一篇對中政策演說,承認50年前由季辛吉(Henry Kissinger)一手策劃的美國對中“接觸”政策是失敗的,並強調中共並沒有因交流而產生美國所期待的變化;但蓬佩奧鼓吹“自由世界和美國聯手改變中國”,並且把這項工作深入到中國大陸,即“必須與中國人民交流,並賦予他們權力”。

  涉及中美之間的權力關係,政治學者赫斯迪(K. J.Holsti)說:“權力是一個國家控制其他國家行為的一般能力。”美國要改變中國,就必須遏制中國的崛起。中共強調不當霸權,但美國遏制中國不是基於安全的考量,而是因為“臥榻之旁,豈容他人酣睡”。美國擔心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,會危及他身居當今世上唯一超強的地位。

  三、“戰略收縮”

  拜登的重要幕僚坎貝爾(Kurt Campbell)和拉特纳(Ely Ratner),曾在《外交事務》撰文表示,美國的外交政策多年来一直高估了美國改變中國的能力,既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對中國的錯誤期待。我認為既然期待落空,美國衹有正視中國崛起的現實,被迫放棄改變中國的念頭。

  改變要靠實力。雖然整體看來,美國的綜合實力一枝獨秀,仍是當今世上唯一超強。但美國已意識到,中美力量對比,無論是“硬實力”或“軟實力”,都已朝對中共有利的方向發展。

  在“硬實力”方面,美國的經濟總量仍大幅領先中國。中國大陸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,比起美國的6.2萬美元仍有相當差距。但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,差距會逐漸縮小。據大陸國家統計局2021年1月18日公布的資料顯示,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2.3%,美日歐的經濟產出則急遽下降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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